父亲终于在2025年大年十五这天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凌晨6点母亲焦虑而悲伤的电话催促我赶到416医院。6点半进入病房第一眼看到护士已经准备拆除父亲身上的各种管子。旁边的脉搏检测仪上无情地显示着一条水平直线。母亲在一旁擦着眼泪，俯身轻轻呼唤着父亲的名字。这一刻，所有人都唏嘘、心痛，希望奇迹发生。但没有奇迹，父亲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
在医院死亡证明登记表上签字时，我特意往前浏览了几页。就在这小小的416医院，每天都有2-4人离世。我想，华西附二院，可能每天有更多的新生命诞生吧。逝者如斯夫，人类就是这样繁衍生息，宇宙就是这样迭代，我们逃不出命运的轮回。
父亲出生自一个旧社会的城市小手工业者家庭，以修补皮具为生，家境不算殷实，但好过农村大部分家庭。从父亲过去的描述看，那个家庭是典型的男尊女卑，彻底的封建家长制家庭。父亲接受新社会的教育，对旧式家庭及其反感。幸运的是，文革中城市小手工业者被划入“麻五类”，并没有在动乱中遭受灭顶之灾，子女都还有机会上大学。父亲考入西军电，身着大檐帽的军装照相当帅气。毕业后分配到广元山沟里的军工厂搞科研。那时中苏决裂，中央无奈，将许多国防重点科研机构、军工厂都迁入大山。个体的命运都是汇入时代洪流的。但是母亲智慧而坚强，绝不屈服于一辈子窝在山沟。在母亲的督促和帮助下，父亲比工厂整体搬迁早了几年成功调入成电任教。父亲在成电教了一段时间数学，转到高能所搞高能物理、回旋加速器，这一搞就是一辈子。
父亲是刘盛纲院士的研究生。当年我高考前父亲还带着我到刘老师家去咨询应该考哪个专业。对刘老师家我唯一还记得的是他家的深红色实木地板，光亮而干净，我在上面打了好几个滚。刘老师对父亲的问题几乎不假思索，回答“通信工程”，于是这就决定了我的一生。为什么人生各不相同？因为，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其实都是被无数的细微分支决定的。
在母亲眼里，父亲是工作狂。熬夜、加班、出差、对同事严格要求，这些在我看来挺正常。所以我觉得，父亲只是无数一心想把工作做好的极具责任心的典型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群体中的一位罢了。母亲报怨他五十以后过度操劳、出长差时无节制吃肥肉，把身体搞坏了。我觉得，爱吃肥肉，是上辈人在弥补解放前和困难时期没吃够肉的遗憾。这也是时代的悲剧。我不爱吃肥肉，说明时代进步了，这个不利身体健康的因素可以排除掉了。
父亲若干次到基辅出差，与前苏联科研工作者交流粒子对撞机、回旋加速器的原理和工程实现。后来苏联轰然倒塌，基辅成为乌克兰的首都，这些交流就越来越少。中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搞高能物理。我想，这也是父亲特别操劳的原因之一吧。但我从没从他口中听过什么“国产化”、“自主可控”的概念。上一辈人，没有那么多概念，只知道埋头苦干，把东西做出来，完成国家交给的科研任务。现在的科研，夹带的东西太多，心无旁骛认真干活的人还有多少？
父亲是理工直男，不解风情，也不苟言笑，跟亲朋好友聚会，话题无论如何都会绕到他的工作上去，经常听得我脚趾抓紧。这样的性格，估计难以被现在的女孩子看上。亏得母亲包容而睿智，能妥善处理感情问题和各种家庭琐事。所以，不同时代，老天自会匹配不同的夫妻。代沟，的确是难以逾越的时代鸿沟。
现在来说说父亲的病历。母亲回忆大概在2017年左右父亲开始经常健忘，那可能就是阿兹海默症的前期症兆。疫情以后开始加重，2022年不得不请住家阿姨照顾父亲。然后查出父亲的老年痴呆已经到了晚期，这种不可逆的病只能想办法延缓。2023年基本不记得人名，2024年并发帕金森和脑梗，开始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10月不得不住入泰兴医院康养。母亲说，那时她就知道父亲再也不可能回家了。在病床上躺了四个多月后，2025年初，父亲过完1月28日84岁生日，2月初申请了最后一次长护险，2月13日父亲反呕出所有打入胃部的流质食物，心跳一直140。14日清晨，大年十五，情人节，父亲离开人世。
只有父亲自己知道自己的痛苦，家人只知道照顾的艰辛和内心的煎熬。后期生命的维系靠的是呼吸机和针管流食，一天不进食就意味着生命的折断。据说阿兹海默要遗传。我想，如果将来我也患上这病，我应该在我还有意识时，立下遗嘱，若医生判断我的病情到了某个等级，就直接执行安乐死，不再让家人煎熬受累，也节约下医疗资源。当然前提是安乐死能立法通过。容许安乐死，是文明和进步的标志，希望这一天早些到来。当然我更希望医学进步能在不远的将来根治阿兹海默，人形机器人能轻松照顾失能老者。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这种希望在十年内实现的可能性非常大。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苏格拉底的人生终极三问，没有正确答案。不经历过亲朋好友的死亡，甚至都不会去仔细思考。
我的回答是，“我是谁？”其实是在问自我认知和别人对你的认知，是对“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总结和概括。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出生，但原生家庭的影响，教育历程，工作环境，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综合决定了“我是谁”。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但独特并不代表不可替代，让自己在社会和家庭中不可替代性越强，越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区别于他人的标识才越清晰，才能更简洁地回答“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问的是人生起点。出生在加沙是悲催的，出生在别墅区是幸运的。但大部分人出生在普通公寓，或居民小区，或星罗棋布的村落。不论在哪个国家，出生基本都决定了社会阶层，而社会阶层基本是固化的，只有少数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加上一定运气，才能实现阶层跃迁。所以在三个问题中，这个问题并不由自己掌控。
“我要到哪里去？”这个问题最重要，它指向生命的终极目标与价值实现。人生的道路选择各不相同，为家庭、组织、国家、社会和人类做出的贡献各不相同。有些人甚至是负面贡献。贡献也难以有绝对的衡量标准。你能说一名清洁工的贡献就一定比不上一名大学教授？这就好比价值无法比较，能比较的只有价格。奥本海默对结束二战的贡献很大，但对广岛长崎的数万居民又是什么贡献呢？所以价值根本就是主观的，而主观意识是不可比较和衡量的。那么，人生价值到底如何评价？我的回答是，认真工作，认真生活，问心无愧，人生足矣。
父亲和我从来没有探讨过这三大哲学问题，但父亲的一生，已经给我足够启示。当你热爱，累也值得。我不相信有天堂或地域，如果有，希望父亲能进入天堂，那里也有粒子对撞机和回旋加速器的研究机构可以让他继续他热爱的事业。
Sparkle in Spare 